布罗茨基的这些矛盾是深刻思考的结果，更是进一步深化思考的途径。
布罗茨基的重要散文，大都收在他的两本散文集中，一本是《小于一》（LessThan0ne，1986），一本是《悲伤与理智》（OnGriefandReason，1995），两书都是由纽约的法勒—斯特劳斯·吉罗克斯出版社出版的。出版年代相隔近十年的两本书，封面的装帧却是一模一样的。读了两本文集中的文章，便能得出一个关于布罗茨基美学观、诗歌观的整体印象。与此同时，笔者在阅读这些文字时，也感觉出了布罗茨基的一些“矛盾”。
像其他诗人一样，布罗茨基在诗歌与散文的等级划分上总是抬举前者的，他断言：诗歌是语言存在的最高形式。在《诗人与散文》、《谈读书》等文中，他精心地论述了诗歌较之于散文的种种优越性。然而，像其他诗人一样，布罗茨基也不能不写散文。与大多数诗人不同的是，布罗茨基的散文写得非常出色。流亡到美国之后，尤其是从七十年代末、八十年代初起，布罗茨基的各种散文作品不断出现在报刊上和书籍中。也许，到了一个新的文化环境中，他想更直接地表达自己的声音，也想让更多的人听到自己的声音；再者，以不是母语的另一种文字进行文学创作，写散文也许比写诗要容易一些。这些散文有些是他先用俄语写作、然后与朋友一起译成英文的，有些是他直接用英文写作的。令人惊奇的是，布罗茨基这些以英文出现的散文却在西方获得了巨大的成功，甚至被称为“英文范本”。《小于一》曾获全美图书评论奖，《悲伤与理智》出版后也赢得了广泛的反响。布罗茨基推崇诗歌，但在他的创作中，散文却似乎赢得了与诗歌平起平坐的地位；布罗茨基是以诗歌获得诺贝尔奖的，是以诗人的身份享誉全球的，可人们却似乎在怀着更大的热情阅读他的散文。是诗人获得了一次无心插柳式的成功，还是命运与布罗茨基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？我们更愿意将布罗茨基在谈到茨维塔耶娃由诗歌“转向”散文时所说的那句话反过来用在他自己的身上：散文不过是他的诗歌以另一种方式的继续。
在《诺贝尔奖受奖演说》、《我们称之为“流亡”的状态》、《第二自我》等文中，布罗茨基试图通过对诗歌与政治之关系的探讨，来肯定诗歌的地位和使命。首先，他强调诗歌与政治的不同以及诗歌相对于政治的独立，他认为，诗歌（poetry）与政治（politics）的相同之处仅在于字母p和字母o，再无它者；其次，他意识到了诗歌与政治的难以相容：每一种社会形态，无论是民主制度、专制制度，还是神权制度、意识形态制度或官僚制度，都怀有一种欲缩小诗歌权威的本能愿望，因为诗歌除了能与国家构成竞争以外，还会对自己的个性、对国家的成就和道德安全、对国家的意义提出疑问，因此，在人类的童年过后，诗歌和诗人便常常是失宠的了。最后，他竭力主张诗歌与政治的平等，并宣称了诗歌较之于政治的优越：诗歌应该干涉政治，直到政治停止干涉诗歌；政治提倡集体和服从，诗歌则注重个性和自由，政治讲究稳定和重复，诗歌则倡导革新和创造，拒绝复制、拒绝重复的诗歌，永远是新鲜的明天，而政治则是陈旧的昨日。无论对于单个的人还是对于整个社会而言，诗歌都是唯一的道德保险装置，唯一的自我捍卫方式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布罗茨基引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阿诺德的两句名言：“美拯救世界”，“用诗歌代替信仰”。在这里，我们看到，就诗歌与政治的关系展开讨论，这本身就已经表明诗歌与政治间有着某种瓜葛，诗歌因而也许是难以绝对独立的；为诗歌谋求崇高地位和使命的布罗茨基，却似乎恰恰是在使诗歌“政治化”。在他的意识和观念中，诗歌不是纯技巧的游戏，更不是什么可有可无的东西，而是关系到人生、关系到文明的一种存在方式。
在布罗茨基分析阿赫马托娃、茨维塔耶娃、曼德里施塔姆、奥登、弗罗斯特等人的文章中，我们又感觉出了一个矛盾：一方面，布罗茨基非常推崇以这些大家为代表的诗人对语言的处理，称每一位诗人都是语言的历史学家，他赞同华兹华斯关于“诗为最佳词语最佳排列”的定义，认为诗人的使命就是用语言诉诸记忆，进而战胜时间和死亡，为人类文明的积淀作出贡献；另一方面，他却又继承了诗歌创作的灵感说，夸大诗人在写作过程中的被动性，他在不同的地方一次次地提醒我们：诗人是语言的工具。他写道：“只有诗人才永远清楚，平常语言中被称之为缪斯的东西，实质上就是语言的操纵，他清楚，试验主食他的工具，而他反倒是语言延续其存在的手段。”（《诺贝尔奖受奖演说》）“作家在很大程度上是语言的工具”。（《析奥登的1939年9月1日》）在布罗茨基看来，诗人写诗，是因为语言对他作出了某种暗示，真正的诗人，就是始终处在对语言的依赖状态中的人。布罗茨基将诗歌置于至上的高峰，却将其创造者诗人赶下了山冈，让他们无可奈何地蜷缩在语言之树的浓荫之下。这大约正源自他对语言的忠诚和迷信。布罗茨基认为，语言就是文明的载体，是人类创造中唯一不朽的东西，图书馆比国家更强大，帝国不是依靠军队而是依靠语言来维系的。而诗歌作为语言最紧密、最合理、最持久的结合形式，无疑就是传递文明的最佳工具。
此外，从体裁上看，布罗茨基的散文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散文，而多为一些回忆录、序跋、评论、演讲、讲稿等，但作者却能将这些“应酬文”写成美文；从语言上看，布罗茨基的文字既严谨又随意，既先锋又保守，他捍卫诗歌的价值和诗人的意义，字里行间时时处处表现出一种严肃的责任感和神圣的使命感，另一方面，他的语言民主化的主张也在他的散文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，他在写作（和演讲）时似乎是无所顾忌的，可以随意地谈到父母的做爱、演员的同性恋、湿床单上的公开暴露物等等；从情绪上看，他的态度既热忱又冷漠，自始至终的怀疑精神和冷漠态度，似是布罗茨基散文的一大特征，读者不难遇见他的嘲讽、甚至刻薄，但在这一切之后却又时时能体味出他的那份温情。
诗歌与散文，诗歌与政治，诗人与语言，传统与先锋，保守与民主，冷漠与热忱，悲伤与理智……但是，布罗茨基的这些矛盾绝不是浅薄而是深刻，绝不是问题而是答案，是深刻思考的结果，更是进一步深化思考的途径。也许，布罗茨基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些矛盾却允许它们继续存在。也许，布罗茨基的这些矛盾，就是古老诗歌与现代社会之矛盾的一个显现，就是诗人在当代之处境的一种象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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